老板文化:礼崩乐坏环境下的管理困境 ★★★ 我最近在考虑老板文化的过程中,慢慢开始思考“礼崩乐坏”环境下的管理问题。
在历史典籍记载中,大致是西周末期,中国管理者开始探讨与治理“礼崩乐坏”社会问题。如《史记》在《卷23·礼书第一章》中说:“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当时,随着国家政局的变化,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礼崩乐坏”的公共管理层腐败与人们道德及其品行沦丧的地步。以“礼崩乐坏”为临界点,朝纲日趋衰弱与大国权威逐渐势微,国家政令对各诸侯国逐渐失去约束力,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诸侯国之间以及豪强间的土地与人口争夺战不断升级,也使得大一统的周王朝进入纷争混战的东周列国阶段。
我们有必要承认一点,老板文化其实也是社会与环境使然,同“礼崩乐坏”有着由此及彼的本质与形式的关系。在此,究其本质原因上的分析,是不好简单地加以说明的。不过,我以为,老板文化的形成原因和社会“礼崩乐坏”的诸多表现形式,其实均有着互为因果的直接关系。理解“老板文化”的起源,不可避免地需要说到现今成功的企业,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与句式,譬如“创业原罪”、“资本本质”、“非法方式掘到第一桶金后开始从事正当生意”;也或者有地产巨头悬挂于办公室的“小成靠智,大器靠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无法抑止这位老板内心对其创业经历的罪恶感的……
从法理与公共行政道德上讲,我们可以清晰地界定,因为公共管理层的腐败条件,会直接导致和加剧社会与环境腐败表现。则,公共管理层的腐败必然导致商业腐败,公共管理层的腐败需要商业腐败买单;权力与商业勾结后直接恶化社会道德,权力与商业勾结后需要伦丧的社会道德言行来满足腐败者不断增长的欲望与恶行。在此基础之上,进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公共管理层的腐败决定社会与环境的腐败,且道德沦丧的程度与行贿受贿的比例呈正比……等等。
那么,什么是“礼崩乐坏”环境呢?在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礼崩乐坏”的性质及其社会表现。
无论理论上如何解释,所谓的“礼”,其实是一种建立在等级孝悌基础上的公共管理制度;在组织管理中,则集中表现老板文化至上。而所谓的“乐”,和今天的社会文化与企业文化是一个概念,表现在公共管理层面,则是一种社会风气与市场交易作风,以及当时流行的文化现象、被公共管理层面鼓励的时尚消费理念与行为;表现在组织中,则出现管理失效,以及大面积的员工不负责任、懒散与损坏组织利益的行为,比比皆是。
“礼崩乐坏”环境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公共社会与组织环境腐败以及个人道德行为沦丧。一般来说,由于公共社会环境腐败集中体现为公共管理层的日趋腐败,和强权者们通过交易权力来获取私利的隐蔽程度在加剧;则个人道德行为沦丧,在管理与市场运作活动中的主要表现,包括市场条件下的诚信和欺诈问题。
一般来说,“礼”与“乐”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人们的具体表现应该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在一个健康与积极的社会格局中,集中体现了公共管理体系中的立法者(发令者)、监管者与执行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正常的有序状态;而在一个暴力与腐败的社会格局中,公共管理体系的立法者(发令者)、监管者与执行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或多种非正常的无序状态。从管理产生的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前者带给多数人收益,社会具有进步特征;后者保障与维护少数暴力能力最强者获得好处,社会是否进步,尚不好评价。
这两种情况,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是屡见不鲜。
由于我们对任何管理技术、市场策略和竞争手段的使用,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与组织结构体系中。同时,社会结构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弹性与有效范围。尽管在多数情况下,组织结构的优化程度会优于社会结构,也仍旧无法摆脱从属命运。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不同的社会与组织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管理技术究竟是在促进人们的幸福生活,还是以不断完善与升级的管理技术和策划手段,来实现盘剥务工者权益,达到维护暴力私利的助纣为虐目的。
这些,都不断给现实提出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在“礼崩乐坏”社会条件下如何进行公共管理?
第二,如何识别与对待隐藏于市场秩序之后,那些权力层面的险恶用心、贪婪动机?又如何判断需要支付的腐败成本呢?
第三,诚信缺失条件下,企业在时刻面对显见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如何管理市场?如何识别投资?如何管理(非仅仅指控制与约束)员工?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在缺乏贤人德行的社会,极度不均衡的社会结构体系中,譬如在某一种势力占绝对主导地位时,尽管很多人因毫无就业与福利保障可能十分贫寒,但社会总体结构处在相对稳定阶段,仍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序的社会。
其实,这些表现都是公权力被少数人私有的结果,使得大多人沦为战争棋子、社会机器和打工仔,为了维持和保障这些特定社会格局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出现相关管理理论与暴力治理技术,由此衍生了各种各样用以保障该社会体系的管理思想、社会制度、管理方法与执行团队,并逐步促进客观社会形成为具有相应特色的生产与生活现实,而总体公众的表现(包括自发与强制等形式)即构成当时的社会风气与道德时尚。
同样地,我们也要清晰地洞见,贤人德行同公共管理价值观及其制度的关系仍旧是相互的。在崇尚德行的远古时期与等级社会,无论财产与权力是否控于私人,因贤人(以“圣人”与“明君”为核心的道德高尚或能力突出的管理者,大致包括“忠臣”、“能臣”,可以合称为优秀的管理者)管理,确立公共与组织福利体制,有序地鼓励良善言行,重视培育、选拔与任用贤人,则民风淳朴,格调自然,社会与组织风气健康积极,人们的生活简单幸福……于是,广大民众亦积极争相效贤。这大致是贤人社会的基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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