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管理”意义的延伸          ★★★

无论怎样评价这个管理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过分。我们知道，接班人的问题，是中国所有的各类组织共同面临的难题。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采用“内圣外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并不排除它也可能生产出伟大的领导人，但是，它实在是太不确定了，并且充满了个人好恶的随意性。事实上，最高管理者本身往往是企业组织事业最大的绊脚石，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等思想，确实在今天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人权力或魅力对于组织的控制，因此，说它是影响组织公共性的绊脚石，其实一点不过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现代管理，而是个人控制。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企业组织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共性的。从经济学意义来说，它意味着产权是私人性的；从管理学意义来说，私人产权恰好造就了企业管理的公共性，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因此，所谓的现代企业的公共性，意味着组织的两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允许自由进出的，它是一个企业组织期望基业长青的制度基础保证。假如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组织的出口问题，也就是不能够淘汰不合格人员——尤其是如何淘汰不合格的最高管理者本人——组织本身就不可能基业长青。

当然，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一些企业从形式上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但骨子里却依旧是私人性的企业。世界船王包玉刚、电脑大王王安，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企业家，而且也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上市公司。但是，他们创建的伟大企业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随着他们个人的辞世或退休而消失了，原因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私人性的企业观念，抵消了现代企业制度应有的价值。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建设企业组织的公共性，既是观念性的，也是制度性的，二者互为影响并相互制约。

五、开始尊重“程序”的管理价值

2006年7月17日，在民生银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刘永好“意外落选”民生银行董事会。显然，无论其真实内幕如何，最大股东却落选董事会，这是中国企业管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差额）选举制度”开始发挥作用。

事实上，即使是存在着所谓的背后操纵内幕，它依旧证明了制度程序本身的力量，只要这个制度所设置的“程序”存在（哪怕它是装点门面的样子货），最后都有可能导致任何意外的发生。显然，刘永好选择了接受现实——即使是极不情愿地被动接受——也意味着尊重制度程序的选择结果。在此之前，权威常常会因为自尊受到挑战，而选择某种反击、甚至是暴力式的反击。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中国企业尊重制度的开始，它也是制度管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虽然制度完全可能被权谋操纵或利用，但最终成熟的制度管理将让权谋无处遁形。这意味着人们不仅不可忽视制度本身的力量，而且未来个人的权谋管理空间将越来越小。

因此，制度建设的实质就是一系列的程序设置：“举手”是一个程序，“签字”也是一个程序，只要“举手”或“签字”的程序存在，制度就会无需人为干预而自动发挥作用。我们常常为找不到责任人而苦恼抱怨，其实，我们缺乏的不是责任而是程序。只有一个管理者准备拿起笔签字时，他才会意识到“签字”意味着责任，这时，他才会真正感受到管理是责任而不是权力。相反，中国式管理所宣称的“不举手、不签字、不表态”，恰好成为了破坏程序的罪魁祸首，而个人私底下的所谓沟通达成默契，事实上成为了逃避责任的借口。

确实，尊重“程序”的过程，就是一系列良好习惯的培育过程，虽然它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远不如中国式管理那么有人情味，但是，它是一个组织管理的必需。在日本的新干线里，每个服务员进来，毕恭毕敬敬个礼，然后说：“欢迎你顾客”，即使当时车厢里没有一个人，她依旧会这么做，原因无它，只是她们的工作程序而已。至少，我个人十分反感蔑视泰勒的言论，假如没有泰勒为劳动设置一系列的科学程序，那么，劳动效率就不可能被大幅度地提高100倍以上，甚至可以说也就不可能出现流水线生产方式。

六、走出“重商主义”时代的泥潭

2006年8月25日，李嘉诚表示未来捐出的巨额财富，“不会少于我财产的1/3”。此前，他已经捐出了近80亿港币。以李嘉诚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币，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伟大举动，李嘉诚本身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伟大商人，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慈善捐赠并不能证明一个企业的伟大。事实上，慈善不仅与企业管理无关，相反，它是在考验一个社会本身的运行是否成熟，一个普通老百姓捐赠一元钱比企业家捐赠100万元，社会意义反而更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使用“利润”或“慈善”来衡量一个企业组织的贡献价值，也不能将它作为衡量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标准，而是必须回归企业组织本身的贡献意义上来。

事实上，一个伟大的现代企业组织，总是通过伟大的产品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推动整个文明生活的进步。老牌的铁路公司是如此，当今的微软公司更是如此，虽然比尔·盖茨常常被称为世界首富，但我宁愿把他称之为推动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社会性功臣。因为通过他提供的视窗软件，我们才走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这正是现代企业和传统商业的本质区别：胡雪岩个人创造的丰厚利润富可敌国，但对于当时中国晚清社会却几乎毫无贡献；福特的汽车公司却令美国成为了“坐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为整个美国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在我个人看来，李嘉诚个人是永远令人尊敬的，可他所领导的企业却一点都不令人尊敬。因为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李嘉诚先生是中国首富，却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说出他的企业的产品是什么。显然，他的巨额财富同他企业产品之间，一点都不匹配，虽然他的举动十分符合中国传统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的商业精神，但却并不是现代企业组织所应该遵循和倡导的管理原则。它再次验证了一个基本原理：传统商业（利润）改变不了世界，现代企业（产品）才能改变世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宁愿希望李嘉诚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商人，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创造出伟大产品的伟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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