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中国式管理的超越者。在借鉴西方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万科建立了也许是目前中国最优秀的文化管理模式。然而，对于想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万科来说，在迈入“第三个10年”之际，并没有太多的底气可言。王石曾经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情绪。他认为从文化背景来看，儒家文化已经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包括他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

王石的这种认识在中国企业家中是相当可贵的。正是这种对儒家文化的悲观，才使万科具备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缔造世界级伟大企业的可能。那么，万科与伟大企业之间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呢？我认为，这个距离既近切又遥远。从某种角度来看，万科与伟大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但捅破这层窗户纸也许可以在一夕之间完成，也许会遥遥无期。

尽管万科的目标是超越个人英雄主义，但在现阶段，王石依然是万科的英雄。作为中国极为稀缺的企业家类型，王石在万科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没有王石就没有万科，而万科之所以还不能离开王石，是因为王石本人还没有找到缔造常青企业的根本之道。

王石明确提出万科要尝试走新路，也就是尝试在基督教文化下产生的现代企业制度能不能在中国实现。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事实证明，万科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万科在中国企业中是另类的，这种可贵的另类使万科成功地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在中国企业以诚信为最高标准的状况下，万科却以诚信为企业的底线。在不讲究规则的房地产界，万科的伦理直到现在仍然会被很多人所怀疑。然而，正是在诚信环境极度恶劣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万科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还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这说明以诚信为底线，即使在低信的中国市场环境中，也是制胜的法宝。虽然万科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诚信可以造就，但诚信却是其成功的基本保证。没有这一基本的品质，万科的模式就无法建立。

万科的经营模式与管理模式，都见证了对中国式管理的彻底超越。在万科的字典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关于中国式管理的字眼。

就经营模式来说，万科的成功是美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地域辽阔，房地产领域的竞争条件和市场化走向与美国相像。因此，万科很早就将注意力转到美国模式，走一条极度专业化的道路。目前万科的专业化不仅是将主业集中到房地产，更将所有产品简化为城乡结合部面向新兴白领的成片居住社区。万科生产房子就像沃尔玛开店一样，已经形成大规模复制的能力。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单靠卖可乐可成为世界第一，而万科也单靠卖一种白领住宅成为产量世界领先的房地产开发商。

在采用美国房地产经营模式的同时，万科还成功地建立了以职业经理人制度为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身为万科创始人的王石把自己定位为职业经理人的做法，其境界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家。而万科之所以能够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首先就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王石指出，规范化被万科称为企业的生命线。讲究规范化，就需要冲破传统思维中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将企业的行为规范化，通过建立一支优秀的职业经理队伍来实现企业的策略和计划。

万科总经理郁亮认为，“职业经理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市场化和可流动，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有机会为行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也是我们企业成功的标志之一。”

万科透明的文化成功地构筑了一种真正的集体主义，而这种集体主义却与儒家文化没有多少内在的关系。有人说，万科的可怕之处，在于万科有一群思考的脑袋。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万科已经将员工个人的智慧整合为集体的智慧。在一个没有血缘、地缘关系的组织中，万科能做到这一步，完全在于对中国式管理的超越。

尽管万科已经建立了可能是目前中国最优秀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但面对未来，王石却毫不避讳自己的悲观情绪。这正是王石和万科的卓越之处。

那么，万科从卓越到伟大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呢？也许这一问题万科并不真正清楚，否则王石就不会在面对“第三个10年”时表现出悲观。

如前所言，王石明确提出要尝试以基督教为背景的现代企业制度能否在中国成功，固然十分难得。但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与人本主义的关联更大，因此同时暴露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弊端，并实际上与真正的基督信仰存在着诸多冲突。而恢复企业伦理与基督信仰之间的正确关系，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现代企业制度，并导入后现代企业制度。

因此，我认为，万科是否能完成从现代企业制度到后现代企业制度的跨越，至少取决于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

第一，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并非是完全有效的模式。万科未来应该以混沌管理的理念，尝试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上，加大员工持股制度的推行，建立两权分离与合一并存的混沌产权模式。

第二，万科必须超越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本主义，在打破中世纪宗教枷锁的同时，又使西方掉入世俗主义的陷阱。人本主义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失去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切身的关系。人本主义虽然表面上使人获得了自由，实际上使人陷入了更深的堕落。因此，人本主义不是人的真正解放。现代社会过度自由、过度追求个性的现象正是人本主义所导致的恶果。从王石对“超女”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所秉持的还是一种在现代性范畴之内的人本主义。事实上，“超女”固然反映了未来客户与员工的价值取向，但这种价值不一定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是，这种价值不是静止的和不可改变的。

第三，从王石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表述可以看出，万科对“新教伦理”的认识还存在着根本欠缺。新教伦理的精髓不是伦理，而是伦理背后的信仰。王石对宗教虽存有敬畏之心，但可能尚不清楚宗教与信仰的区别，更缺乏真正的信仰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新教伦理的价值与儒家伦理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信仰，得到的仅仅是一点僵死的知识和伦理教条，这对于人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中国企业谈文化目前仅止于这一层次，连万科也不例外。从这一角度而言，万科与IBM、惠普的距离看起来很近，实际上却相当遥远。

因此，尽管万科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中国式管理，并建立了以西方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但万科到伟大企业的距离，如同从有限到无限一样，是无法测量的。

文化是有限的，信仰是无限的。从文化看信仰是雾里看花，而从信仰看文化，如同看玻璃缸里的金鱼。对新教伦理的雾里看花，是万科从卓越到伟大的的根本障碍。

张羿为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