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企业大震荡再一次不请自来。

质疑、指控、审判企业人物的风暴，席卷大陆，从中国广阔的边疆，内蒙古、新疆，到曾经领跑中国的珠三角，再到大陆企业国际化的通道——香港、新加坡。一批可谓知名的企业人物，在瞬间即被斩落光环，由“天使”转为“魔鬼”，沉沦而去。这样的企业大事件贯通了2004年的政经大交锋，并向未来延伸。这是自围绕2002年政经大变局以来，第二波以批量企业人物沉沦而引发的大震荡，两者只是在2003年SARS侵袭中国时，有一个小小的缓冲。

在试图勾勒2004年中国企业人物的画像时，那些面孔与声音，最标志性的表情或许是异常尴尬的。这些以重大商业丑闻传播开来的企业事件，其内容和精神依旧是分裂的，而且大部分充满盲点。而我们对于这些企业人物的心灵更是知之甚少，直到他们覆灭在瞬间无情的裸露时。对于公众而言，这无疑又是一场对中国商业伦理异常丑陋的体验之旅。

即使这样，披露出来的一些图景也无不显示人性复杂的另一面。

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在被捕前，曾温情地谈到母亲，“我总是折磨自己，总穷折腾……那么多坎坷，每当过不去时，想想92岁的老母，看着她坐在炕上做针线，心就安静了下来，老娘在炕上轻轻地摸我的胳膊和脸，唯有这感情是最真的。”郑所说的一定是北方的土炕，他出生在那里。中航油CEO陈久霖在返回新加坡接受法庭的指控之前，赶回湖北浠水的乡下老家，祭拜祖坟，为父亲操办73岁大寿，其父默默举杯为他的远行敬酒，中风瘫痪的母亲已形同植物人，不能行动，不能言语，但据说在听到自己的儿子回来时，泪流满面……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面前为此掩面啜泣；而德隆唐万新在其父母辞世后，数月内不能工作……一幕幕让人唏嘘的人生场景，只是在证明，这不是一些什么十恶不赦的人物。

但法庭、监狱在等待这些人物，下台和沉沦等待着他们。那么，他们的“罪与罚”到底是什么呢？

罪与罚

真相还在追查和揣测之中。但漩涡和震荡已经扩展。

2004年岁末，一夜之间，塞北呼和浩特成为新闻的重镇。原因极其简单，伊利董事长兼CEO郑俊怀和公司的高管们突然被检察官带走。随后浮出水面的故事，彰显了20年中国企业史篇章中，那些不断重复出现的人物、逻辑和命运。

22年前，服从组织分配到红旗牛奶厂的郑俊怀，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包头的监狱终结一个内蒙古的传奇。这个寡母一手抚养长大、秉承“有骨气穷人”家训的人物，莫名其妙做起企业的人物，似乎偶然间成就了一个边疆的企业传奇。北方草原的历史，第一次通过一滴滴牛奶，演变为大企业崛起的现代商业图景，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伊利一直扮演着中国股市“优等生”的角色。

但在华世商贸、金信信托这些身份隐秘的公司逐渐浮出水面后，郑氏对国有企业伊利的所谓隐形MBO的曲线，已经轮廓初显。这些公司内幕事关郑牢狱之灾的要害：涉嫌挪用公款购买公司的股份，伊利国有股的低价转让。经济时评家水皮对此评论，这已毫无悬念。可他还是忍不住惊呼：郑俊怀也算一代枭雄，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是中了别人的埋伏，还是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答案被追问而不明，在不断升级的震荡中，又传来当地政府“接管”伊利的新闻。

几乎同时，德隆的灵魂人物唐万新被正式批捕，关押在武汉的监狱，准备接受审判。此前，唐在北京被监视居住，配合华融托管，重组德隆的资产。2004年一直作为焦点财经大事件的德隆危机，要以此划下一个段落。

此前，唐蓄着胡子，桀骜不驯，非常不职业的商界精英的形象，在各大媒体雷同出镜，与一波波汹涌而来的德隆内幕的披露，牵动着危机中的各方政经力量。只有在新疆东西研究院院长唐立久笔下，可看出德隆曾流淌过80年代理想主义的源头。亦商亦学的王巍以《还有什么比拯救德隆更重要》，严加批判：“正是中国章法无度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德隆的昨日，也导致了德隆的今天。”德隆危机几乎囊括了20年中国企业发展史的核心问题。而由此引发的巨大争议，中国股市最大的庄股，产融结合，民企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撞车……在整整一年的激烈交锋之后，都隐退了。舆论的中心现在是，唐万新要面对的量刑，是无期还是10年？是非法集资还是……

即使以最悲观的情绪，从伊利和德隆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们所想象的最边疆地区，也已深深卷入创立现代企业的大潮，而且震动了主流。这实际彰显了20年中国商业史巨大的可能性。但仅此是不够的。

在海外，中国企业界还以两张异常尴尬的面孔告别2004。两个民企和国企的明星代表，骤然惊爆丑闻，掀起海内外狂澜。

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在步出香港廉政公署时的一瞬间，羞愧难当，举手挡住蜂拥而来的电视镜头。这个中国家电的重量级人物，涉嫌挪用香港上市公司创维数码的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在香港被廉政公署严密调查两年后被拘押，等待接受开庭审判。本来4000多万元的资金，对于100多亿身价的创维，何止区区，即使是真的“挪用”，在其它地方也绝无此落马一幕。但在《公司法》规范的地方，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盗窃”。而在谁举报了黄宏生的追问中，创维十几年以来，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尖锐冲突，再次被披露。

中航油股份有限公司CEO陈久霖，也在新加坡被拘押，等待法庭的审判。其炒作石油衍生品交易，巨亏5.5亿美元，使中航油资不抵债，被迫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事实，瞬间将这个明星企业家满身耀眼的光芒斩去。尽管，深度的新闻调查，已经为陈的倾覆勾勒出轮廓。有既不服从国内国资规定，也不遵从海外上市公司的要求，还有欺骗投资者的“罪名”，但这个平民子弟的企业奋斗史，还是隐含了一个建立垄断航油国企的惊讶“传奇”，意图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之外，建立第四个中国石油“垄断帝国”。当陈在新加坡面对媒体，以《易经》和清朝中兴之臣曾国藩的训喻，度己省身，而“大柔非柔，至刚非刚”这样扑朔迷离的中国哲学背后，是垄断国企即使披上最耀眼的国际化外衣，也不能改变其管理基因的现实。

再回到大陆，历史的旧账似乎还是要被“清算”。

在广东三水，健力宝的乱局，正在将一个神秘已久人物的面纱褪尽。张海，一个年轻的大亨，“资本大鳄”，在另一个大亨徐明发起的“10月足球革命”中曾有一番风光。而在健力宝股权转让，演变为一场政经界混乱的格斗之后，迅速坠入漩涡。南方的一家财经媒体，暗示他挪用健力宝资金，用于资本操作，致使健力宝资金链断裂。而两年前，张意外入主健力宝时的国有资产收购、转让成为新的敏感地带。此时，“一个资本家的离奇发迹史”，试图清晰张海身上那些神秘的篇章，而神秘传诵的张在十几岁之时，以气功大师和藏密大师传功送法而原始积累的故事的惊爆，只是再一次彰显了中国商业在原始积累时代沉淀的那些异常诡异的通道和篇章。

绵阳再次被新闻聚焦。原长虹CEO倪润峰的去向再次被追问，倪被“双规”的传闻甚嚣尘上。APEX事件最终像一个毒瘤般发作，长虹巨亏最终无可躲避，但谁要为此负责？谁将为这家政经博弈中的企业宿命买单？就连低调于顺德的“美的”，还是陷入被审计的传闻漩涡之中。数年前，何享健演绎的堪称最为低调的MBO，再被提及。

在一场贯通大陆各界的郎咸平事件之后，一种追查历史的气氛在蔓延，任何一星火花，都能点燃熊熊的大火。

只有TCL移动总裁，TCL与阿尔卡特移动合资公司CEO万明坚因病“下台”，是一个例外，似乎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业绩不佳使然。但万明坚以本土手机业的新力量崛起，曾是TCL一面不大不小的旗帜。在李东生国际大整合的中途，万明坚的出局，是否是一个信号？对于正在以跨国并购寻求战略突围的中国大企业这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

一切再一次被极度压缩，中国企业的老命题与新问题聚合在一起，震荡接连爆发。

一波又一波

李经纬再次出现在健力宝的乱局中，坐着轮椅，被推到了前台。媒体对当时现场的描述是，三水的健力宝员工呼喊着“李总”，纷纷拥上来与他握手，大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什么。李经纬，一手缔造健力宝的人物，在健力宝变局中，最标志性的定格是其仰面问天落泪。彼时，张海入主，李经纬的MBO被当地政府拒绝，并以涉嫌经济问题被拘押。随后，广东省人大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王安在其民间观察日记《25年》中，一改俏皮文风，对其的写作极其简洁：长青树倒下了！

还记得上一波企业大震荡吗？

公认为企业界枭雄人物的仰融，原华晨董事长，也在一场与地方政府对华晨系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的争夺中，出走美国，身后是辽宁省发出涉嫌经济犯罪的逮捕令。一场内部斗争演变为国际诉讼。彼时，还没有“红”极一时的香港财务学教授郎咸平，曾作为国家与仰融之间的第三人，意图调停和化解这一场核心围绕产权的交锋。其后，不了了之。

在那一波大震荡中沉没的人物，可谓显赫：欧亚农业董事长杨斌、原中行行长王雪冰、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原蓝田股份董事长瞿兆玉……后来是上海的首富们、地产大亨们……他们曾是一个个庞大企业帝国的掌控者，有着超常的中国式的个人奋斗史，穿越时代变局所设置的重重陷阱，才拥有令人赞叹的辉煌与荣耀，最终却陷入“身败名裂”。

2002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关，众所周知的独特的气氛和构架，圈定了许多人物的命运。围绕那一年异常惊心动魄的人物大洗牌中，相当的人物或平步青云，或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有相当一批“大人物”的命运却是“沉没”。

笔者曾对此分析，这些在大体制中演变出的人物决不单纯是“被贪欲击中，超越法律之上……”，被这些过于空泛的罪名所击垮。他们与其说表面上是被加强“监管”的政策所击倒，毋宁说是毁于历史上早已掩埋下的“地雷”。他们的沉沦更多是来自旧有体制的不完善，是体制累积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砥砺求新的企业家？但这一笔历史糊涂账最终得被不断“清算”。

在某种意义上，极其聪明的英国人胡润的“中国制造”——中国百富排行榜，在那一波企业人物沉沦中引发的争议，只是一个历史的表象。表面上是因为庞大财富赤裸裸的显露，引发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历史的追查，导致中国企业人物的沉沦，其实是转型社会中迅速膨胀的企业，以及背后章法无度的政经交易的企业经营行为所致，而且与权力斗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即使在2003年因为SARS侵袭中国，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转向积弊丛生的社会问题时，山西闻喜县的两声枪声，河北徐水县的逮捕令，还是再次将公众的目光带回企业大震荡的波浪之中。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一个同乡企业家所杀，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法庭判刑，牵连妻子“外逃”。前者，以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引爆人们对财富阶层生存环境的关注，社会正在扩展的“仇富”情绪，还有已经喧嚣了10年的似是而非的企业家“原罪”；后者，则在有识之士、舆论的强大声援下，以异端而拒绝官商勾结游戏的孙大午，最终走出羁押了自己半年的看守所。媒体记者细心地注意到，孙在看守所，通读了15本《中国通史》。显然，牢狱之灾，让孙不得不思考命运本身。

所有的案例和思考，都一再引发公众对本土企业基本价值，以及其背后体制环境的追问。

追 问

有一个围绕2004年度经济人物的现象依旧值得思考：在郎咸平没有被选入央视2004年经济年度人物时，引起轩然大波，郎为什么没有被选入年度人物，成为喧嚣一时的追问。最终，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公众如潮的掌声中，激情演讲，含泪捧走央视经济年度人物的奖杯。

他们都不是什么企业家。前者是一个学者，挑起一场贯通中国的国企改革大争论的始作俑者，其所获得的人气，是公众对国民财富被“窃取”的愤怒；而后者是一个官员，席卷中国“审计风暴”的推动者，成为敢于挑战权威，铁面无私的国家英雄。应该说，他们所获得的公众声望，有一部分是共同的：揭露和指证了企业界的“不法”，并最终影响政治。而中国的企业人物再一次在衡量经济进步的价值天平上，没有成为主角。无论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如何冒着足以致命的风险，开辟国际化的新战线。

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大震荡，最终让中国当代商业史，在其20多年的经验积累之后，依旧充满动荡和深不可测的命运危机。这不仅是企业人物的沉沦或企业的危机，而且演变为一场本土企业主流价值的塌陷。这反过来进一步加重本土企业群体的危机。

人们不免困惑：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进步？

与25年改革史如影相随的中国当代商业史，其20年的价值尺度如何刻下？

人们不禁追问：

中国政治与企业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一场以社会基本伦理为代价的致富和崛起，还要继续吗？

模糊的中国竞争力的描述，到底是什么？

……

最终，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展开其内外“合作秩序”？在一场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现代文明大扩展中，获得主流价值？